清晨七点的白沙，空气中氤氲着雾蒙蒙的水气，古成勇照常和值班室的门卫小张打了声招呼，大步流星地走进了江小白酿造基地江记酒庄的大门。他是江小白手工精酿车间的“明星”班长，曾作为返乡就业的典型人物，登上过好几家重庆媒体的报道。

回到白沙之前，古成勇已经在外漂泊了25年。十八岁出门远行，归来已过不惑之年。多年间，老古先后辗转于深圳、广州、潮州，做过货车司机，也在建筑工地上干过，多是些学历门槛不高的行当。2017年春节回家过年，他偶然听父亲提起白沙镇上的江小白在招酿酒工，找过去试了几天工，从此过上了“在家门口打工”的团圆日子。

近年来，重庆外出打工人口持续回流，2019年全市回引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33万人。人口迁移的背后，是一座城市经济的强势崛起，是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用工需求增加，更是数以万计家庭命运的重新书写。

打工潮

“东西南北中，发财到广东！”1987年3月，深圳特区首届劳务交流大会拉开南下打工潮的序幕，从而引发了建国以来继知青下乡插队后的第二次青年人口大迁移。江津人古成勇，便是其中的一员。

古成勇出生在江津德感的一个酿酒人家。江津人好酿酒，那是远近出了名的，民国初《蜀海丛谈》记载，“全省酒税收入，以江津、泸州、什邡、绵竹等地产酒之区，收数为最旺。”父亲凭着在酒槽坊里练就的一身手艺，拉扯大了古成勇兄妹四人，但家里的日子始终过得紧巴巴。

90年代初，初中毕业的古成勇跟着父亲进了槽坊酿酒，学徒工资低，挣的钱也就够给弟弟妹妹添置点文具。后来听邻村打工的人回来说，深圳工地上干一天就有12块的收入，古成勇心动了。1992年，18岁的小古背着行囊在绿皮火车的过道里坐了一天两夜，终于踏上了那片“掘金”热土。

“最开始去的时候是做支木，其实就是木匠，混凝土浇筑需要定型，我们就是做那个模型”，小古先跟着邻村的“师傅”学手艺，每天工作十三、四个小时，吃住都在工地。“这幢楼的活干完了，就找一下个工地”，也遇到过黑心的包工头，结工资的时候变着法儿扣钱，吃了不少闷头亏。

“过了几年，在工地上混熟了，有个老板就介绍我去开货车”，古成勇立马答应下来。他那时已成了家，妻子是同村媒人介绍的姑娘，跟着他去深圳进了电子厂，怀着五个月身孕还在流水线上做质检工。古成勇觉得，改行做货车司机收入稳定，可以让妻子不用那么辛苦。

一组数据印证了当时打工潮的热度。1992年，大约4000万农民工流入沿海发达省市，这个数字以1000万的增量逐年上扬，四年后几近翻了一番。外出务工的年轻男性大多选择工地、建筑等重体力行当，服装厂、玩具厂、鞋厂、包装厂则成为“打工妹”们的绝对主场。

“98年儿子出生，一岁就送回家给我爸妈带了”，后来每个月领到薪水，古成勇第一件事就是去邮局给家里汇钱。资料显示，1990年至2004年的15年间，深圳外来工累计向内地汇款820.5亿元，占汇款总额的47.69%。

2005年，一位和古成勇相熟的货车司机跑夜路时出了车祸，折了一条腿。后怕的妻子拉着他辗转去广州摆起了地摊，“什么赚钱就卖什么，卖过水果、衣服、光碟，还卖过皮鞋”。

那两年在与城管的博弈中，比起上了年纪的同行，刚过而立的小古常常以体力轻松“取胜”，“夜市有个卖皮带的，也是我们重庆人，跑得慢了些，一百来条皮带全被搂了”。

后来城管越来越严，地摊生意做不下去了。古成勇又回到深圳的工地上，木工、水泥工都做，妻子进了服装厂，住在厂里分配的八人宿舍。“条件比我们工地上好一些”，古成勇住的工棚常年阴暗潮湿，只有干活的工具、铺盖，没有电视看，偶尔能翻到些几年前的旧报纸。收音机是他获取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，闲暇之余，只能和工友打打扑克牌消磨时光。

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，深圳作为我国最大的农民工集聚地，大约有530.5万常住农民工，大部分都面临居住条件较差、住房面积相对较小等住房问题。此外，讨薪、暂住证、看病难、子女上学难等农民工新闻，也常常登上那些年社会新闻的头版头条。

比起社会新闻的“主角”，古成勇觉得自己幸运得多，只是漂泊日久，对父母、儿子的思念愈发强烈起来……

2017年，重庆市外出人口达482.31万，居全国城市之首。以3390万的户籍人口数计算，每7个重庆人中，就有1个选择外出打工。

重庆移动大数据中心分析发现，主城区、近城区的重庆人倾向于去四川打拼；渝东北和部分渝东南地区钟情于广东；忠县、丰都、石柱、秀山人愿意去浙江；綦江人热衷去贵州；垫江人更喜欢去云南。

与此同时，一些新的变化正悄然发生。

2017年11月5日，重庆迎来第十一个“农民工日”，阿兴记集团、卜蜂莲花超市、中国人寿、国奥汽车等53家用工企业提供了制造、家政、餐饮等4800余个岗位。也是这一年，已经从小古变成老古的古成勇，选择回到了家乡。

“父亲年纪大了，落下了腰疼的毛病，儿子也成年了，在重庆的职业学校学电脑”，老古不大懂打游戏与学编程的区别，他怕儿子学坏，想回家多看着点他。至于为何又做起了酿酒这一行，倒是缘于父亲态度的转变。

江津当地有句俗语，“养儿不进酒糟坊”，烤了一辈子酒的父亲深知这行的辛苦，不想古成勇步自己的后尘。“不过最近几年，我们这儿出了个江小白，招了不少的酿酒工，我父亲的好几个学徒，都去了他们江记酒庄上班，说是工作流程很规范，分工合作，不像他们老一辈，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儿”。

三年前的春节，老古和妻子回家过年，老父亲主动在饭桌上提起了江记酒庄招工的事。后来，老古一路从一线酿酒工做到了班长。

班组里30多个来自周边乡镇的“老兄弟”，几乎全是返乡就业的农民工，“酿酒车间开工早，下班也早，离家近的农忙时还能帮衬着照顾地里的庄稼，每逢过节厂里还发些米面粮油，在外面打了二十多年工，没成想在家门口找着这么好的活路（工作）”。

近年来，重庆市人口呈净流入规模逐年递增的趋势。人口回流的背后，是重庆连续三年稳坐GDP“第五城”。“重庆速度”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，也吸引着一个又一个古成勇踏上返乡的路途。

家门口打工

在江记酒庄的江小白手工精酿车间干了不过一年，古成勇就被提拔做了班长。车间主任李斌觉得他有手艺基础，做事手脚麻利又勤快。

“一次浸泡，两次蒸煮，再三摊晾，烤酒的门道多着呢”，清晨的酿酒车间一派火热，泡粮蒸煮、培菌糖化、入窖发酵、蒸馏出酒，三五人一组，各司其职，环环相扣，“到了夏天，在车间里干活，衣服基本没干过”。

古成勇最喜欢出酒的时刻，他总会捞上一口刚出锅的江小白原浆酒给李斌品尝，得到这位资深“烤酒匠”的肯定后，46岁的老古笑得憨态可掬，黝黑的皮肤是建筑工地上多年风吹日晒的馈赠。

三年来，江记酒庄里陆陆续续来了许多科班出身的大学生，还有留学回来的酿酒博士。“这些负责研发江小白新品的小年轻喜欢往车间里钻，找有经验的老师傅聊天”，他们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，有时候又对着老师傅们连连称是，老古听不大懂他们口里蹦出的专业名词，但也觉得颇有意思。

老古也常常和父亲聊起如今的工作，每每说起车间里热火朝天的景象，父亲也跟着开心起来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农村大量劳动力外流，盛极一时的江津烧酒一度陷入烤酒无人的窘境，“如今大家都回来上班，烤酒的人多了，江津烧酒的名气又起来了”。而在最近发布的《重庆市推动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(2020—2022年)》里，“强化品牌和文化带动，提升酿造工艺，打造西南地区白酒优势产区”，被提上日程。

去年5月，古成勇把在主城餐馆帮工的妻子“动员”来江记酒庄，在江小白包装车间上班。两夫妻在镇上租了两室一厅，儿子每周末回来，老古总不忘叮嘱一句，“好好学电脑，不要老玩游戏”。

老古如今又打起了“小算盘”。他和妻子准备在白沙镇上买套小三室，已经看好了楼盘，“今年过年的时候，就把父母从德感接过来，一家人团团圆圆”。